哈佛大学作为世界顶尖名校，每年无数学生趋之若鹜，那么哈佛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呢？哈佛教授Professor Brendan Maher给出建议：   他教导学生要有科学思维，要辩证接受别人对真相的看法，包括来自知识界权威的看法。他的核心课程“人性的概念”，着重于批判性地审视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、B.F.斯金纳、E.O.威尔逊和卡尔·马克思等思想家对人性的不同观点。

到了学期末，总有学生说：“好吧，马厄教授，我们知道这些观点有什么问题。现在哪一个是对的？“如果你确信自己掌握了最后的真相，你就很有可能对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视而不见。”他说，主要的教训是，“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怀疑中，但要以科学思维为基础。”

其他伟大的科学家，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、爱因斯坦和费曼，都强调科学思维是发展人们道德和智力力量的关键，这将导致一个更好的社会。

费曼认为，科学世界观是人的一种思维习惯，一旦养成，人就无法逃避。我要强调，正如费曼所做的那样，科学方法本身就包含着一个逻辑体系和证据标准，可以用来改善对学生的教育。

居里、爱因斯坦和费曼对军国主义、法西斯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兴起感到担忧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强调科学思维的人性化力量及其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。今天，我们再一次看到军国主义、法西斯和威权主义抬头的忧虑。

在上一次采访中，著名物理学家已故的史蒂芬霍金（Stephen Hawking）将美国和英国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称为“全球对专家和科学家的反叛”的标志。霍金警告说，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于危险之中。和他一样，我建议我的学生采用科学思维来克服全球性的挑战。

由于当前的政治环境，许多科学家，像霍金一样，被称为“后真理”时代所激励，直言科学思维的重要性。

“最后，对我的学生说：‘不要相信我的话。我可能错了。所以你自己测试一下，看看是否有效。”

迄今为止，大多数的努力都集中在改进科学传播的内容、可获得性和传递性，以及制定在线战略以抵消错误信息的影响。这种方法依赖于“知识赤字模型”，即缺乏对科学和“好政策”的支持仅仅反映了信息的缺乏。因此，如果公众能得到更多的事实，那么对科学和“好政策”的支持就会上升。尽管向公众提供有关一系列主题的更多信息很重要，但问题仍然是，使用自上而下的模式（这仍然是大多数科学信息的交流方式）传递知识是否奏效。有证据表明，说服公众的努力往往失败。告诉人们他们错了，不知情，他们的宗教或个人信仰与事实不符，往往会适得其反。

我想向学生们强调，当科学领域存在争议时，一个缺失的事实并不是问题的唯一核心，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正如Maher、Curie、Einstein和Feynman所强调的那样，学会科学地思考和评估通信中包含的信息同样或更为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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